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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擴招20年⑩從“寒門”到“貴子”的距離有多遠
郭茂燦
www.aszqs.club  2019/8/31 7: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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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一直有著重視讀書的傳統。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改變人生,既是一種期望,很多時候也是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現實。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考進大學”成了底層民眾進行向上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寒門出貴子”、“鯉魚躍龍門”,人們曾經不吝于將這樣的贊語給那些出身于貧寒之家卻能考入大學的“天之驕子”們。然而,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隨著高等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向大眾普及,一個問題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討論和關注,即“寒門再難出貴子”。

2009年1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科教領導小組會的講話中指出:“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后在網絡上、媒體上、學術期刊上,都出現了大量的關于“寒門再難出貴子”的討論。

有網友直接以《寒門再難出貴子》為標題,歷數身邊出身于農村、小縣城的大學生們在實習、工作、戀愛、婚姻等人生選擇中的窘境;有的中學教師則坦言“寒門學子輸在了教育起跑線上”,認為成績是用錢堆出來的,而農村娃上大學要比家境優越的孩子吃苦更多。

除了這些公共討論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印證了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比例減少的現象。比如,有數據顯示,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到了2000-2005年,該比例只占一成左右。

一些基于全國性調查數據的研究則進一步支持了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寒門學子劣勢更大的結論。研究顯示,其它條件一致的情況下,1981-1998年農村戶口的孩子比城市戶口的孩子由高中升入大學的可能性平均低了15%左右,而在1999-2010年,該可能性平均低了約30%;同樣,社會階層的效應在1999年之后也顯著增加:出身于優勢社會階層的孩子升入大學的優勢由1999年之前的低于10%上升到1999年之后的約18%(Guo,2015; Guo and Wu 2009; Wu and Zhang, 2013)。

此外,大學擴招之后寒門學子在收入的教育回報率方面亦劣勢明顯。因果分析的結果表明,1999-2010年,雖然因上大學而獲得的收入回報對所有人而言都在下降,但是那些無需擴招也可以上大學的農村戶口的孩子相對受損更多。控制其他變量之后,相比于他們只上高中而沒上大學的出身農村的同學,這些無需擴招也可以考上大學的農村孩子的收入優勢平均由擴招前的71.5%下降到擴招后的14.6%;而城市中無需擴招也可以上大學的孩子相對于他們只上高中而沒上大學的出身城市的同學而言,收入優勢平均只由擴招前的77.5%下降到擴招后的41.7% (Guo,2015)。

也就是說,農村中那些最有能力的孩子相對于他們只上高中的同學而言,在擴招后純因上大學而帶來的收入優勢最為受損。在這個意義上,高校擴招拉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因個人能力而成為“貴子”的農村孩子的收入優勢。因此,“寒門再難出貴子”并非只是人們的感覺,而是已經成為了當前的一種現實。

那么,怎么解釋“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現象呢?或者說,如何去理解高校擴招之后寒門學子在考大學和教育回報率方面的相對劣勢呢?這些劣勢是由高校擴招帶來的嗎?要回答這些問題,除了要將中國置于國際比較的視野下去看中國模式與其他國家的異同外,更需要回到中國因高校擴招而帶來的教育系統方面的獨特的結構變遷和制度變遷上。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高校擴招乍看并不特殊;畢竟在上個世紀,高等教育擴張在許多國家都出現過。甚至中國進入新世紀之后的“寒門難出貴子”現象乍看也不特殊;畢竟在一些歐美國家,社會階層因教育而再生產的模式也并不少見。然而,唯有在中國,教育擴張的模式和結果均帶有自身的獨特性。

首先,大部分國家的教育擴招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往往是前一個階段的教育機會惠及相當部分的人口之后,才開始下一個階段的教育擴張。這樣的教育擴招是緩慢的、相對平穩的擴張,教育的成本、收益和人們對此的期望在一段時間內亦變化不大(Breen and Goldthrope,1997)。

中國則不然。中國的高校擴招是短時間內帶有行政命令式的急劇擴張,其速度和規模也遠遠超前于高中階段的教育擴張。這就造成高校擴招之后,中國在教育機會的分布上呈現出明顯“瓶頸型”結構:

一方面,中國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成功提供了龐大的可以進入高中入讀的人口,然而初中升高中的入學率在1990年代有一個回落,一直徘徊在25%以下,直到2005年才超過40%,到2010年也沒有超過50%;

另一方面,一旦進入高中,1999年之后的高校擴招使得高中升大學的入學率一下子飆升到70%、甚至80%以上,大學的準入標準可謂是急速降低。這就使得中國的升學率是“兩頭大、中間小”,即小學升初中容易、初中升高中難、高中升大學容易,瓶頸在高中階段,也就是一個學生能否進入大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她能否成功地跨過高中的門檻。這樣的“瓶頸型”的教育機會結構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一個相似的例子是在蘇聯的1980年代末,國家政策使得高中階段的教育機會急速擴張,而大學的升學率卻沒有明顯提升(Gerber and Hout 1995),這也造成了一個“瓶頸型”的機會結構,只是其瓶頸在大學階段。

其次,中國急速的高校擴招伴隨著大量的制度變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擴招之后,高校開始收費了。1999年之前,高等教育主要是由政府進行財政支持,上大學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近乎免費,直到1994年大學才開始有象征性的收費(Hannum et al. 2012)。1999年之后,中國大學開始走向市場化,高校的政府財政支持比例一路下降,從1995年的69.6%下降到2005年的40.2%,直到近幾年才有所回升,而高校的教育收費占高校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13.6%跳至2005年的33.8%。擴招之后要交錢才能上大學,意味著大學教育成本的突然上升,而這一制度上的變化對于農村學生尤為不利。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見下表),大學平均教育收費占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5年的19.8%攀升至2001年的56.1%,到2010年則為33.4%;而它與農村居民平均年收入的比值一度在2002年達到170.6%,到2010年仍然為107.8%。可見,大學收費對農村家庭的負擔相對更重,孩子上大學的費用甚至成為了農村家庭的最大支出之一(Chen 2012)。這也造成農村孩子的教育期望降低,乃至出現了農村孩子自愿退出高考的行為以及新的“讀書無用論”的聲音(Li et al. 2012; Chen 2013)。


數據來源:根據1996-2011《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以及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計算得出。
除了大學收費之外, 1999年之后諸如高校自主招生、高考考試科目不斷改革等招生制度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大學生選擇機制的改變。而一旦高校開始用除了高考分數之外更多的標準來錄取學生,每一條標準都有可能意味著農村家庭需要比擴招之前承擔相對更多的資源以支持孩子的教育獲得。

那么,是不是中國的高校擴招所帶來的這些結構上和制度上的變化導致了“寒門再難出貴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研究發現,當我們用每年大學和高中升學率的差值來測量“瓶頸型”結構下的教育機會約束程度,同時用每年平均大學教育費用來測量大學教育成本的上升程度,這兩個變量都顯著地正向影響家庭出身對高等教育獲得的效應(Guo, 2015)。

也就是說,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機會結構中的約束水平越高,家庭出身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就越大;上大學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出身對高等教育獲得的影響也越大。特別是,中國因高校擴招而產生的“瓶頸”結構嚴重地降低了寒門學子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

由于高中門檻的存在,能夠進入高中的寒門學子本身已經經過了學術能力或者教育資源上的選擇。當上大學的機會沒普及時,他們尚可憑借學術能力與那些出身于優勢社會階層的同齡人競爭;一旦上大學的機會水漲船高,大學學術錄取的標準隨之下降,這時候更多地澤及的是那些已經進入了高中但不擴招則不能考上大學的來自于優勢社會群體的孩子,因為他們在高中所占的比例相對更多。擴招之后的大學收費則進一步加大了寒門學子負擔大學教育的壓力。

一句話,中國教育系統內因高校擴招而發生的結構變遷和制度變遷,是導致教育不平等上升的重要決定因素。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具有獨特的招生計劃系統(national enrollment planning system)。在這一系統下,政府通常根據其教育政策設定目標升學率,并據此每年制定全國的招生計劃;隨后,全國的招生計劃將會細化分解給各省的教育部門,并通過控制各省的高考錄取分數線確定招生“配額”的分配(Wang et al.2010)。也就是說,中國教育系統的結構和制度變遷在根本意義上是由國家驅動的,國家的政策可以系統地改變教育機會分配的機制及其結果。

有鑒于此,當前的“寒門再難出貴子”這種現象還能持續多久,尚有待觀察。如果之后國家政策的重心更多地由大學階段的擴招轉移到高中階段的擴招,以消除高中階段的門檻效應,會不會帶來更多的教育公平?這也是后續值得討論的問題。

(作者郭茂燦系香港科技大學應用社會與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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